李娜踩了奥运体育的尾巴

魑魅魍魉

一、奥运曾被职业体育“击败”

奥运会最初拒绝职业体育进入奥运会

如果顾拜旦在天有灵，当看到科比、费德勒、纳达尔、梅西这些职业体育的巨星驰骋在五环旗下时，这位“现代奥林匹克之父”是很难瞑目的。

1894年6月16-24日，根据顾拜旦的建议，来自美国等12个国家的49个体育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中经过讨论决定遵循“业余运动”的原则。就在同年7月， 顾拜旦主持制定的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对业余主义作了明确规定：凡以竞技运动为职业及曾经或现在靠竞技运动获得金钱者不得参加奥运会。 然而顾拜旦的这种理想在今天看来只能说是完全脱离了实际的所谓理想，也令一些人成为“受害者”。上世纪40年代末期加拿大女选手斯科特获得世界速滑冠军，她的故乡渥太华决定赠她一辆汽车，国际奥委会立即警告她如果违背业余原则将失去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斯科特只能作罢。

1952年布伦戴奇当选为第五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是顾拜旦的忠实拥趸，更是奥林匹克业余性的坚定执行者。就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曾因1932年违反业余规定而被禁止参赛的芬兰长跑明星努米点燃第了圣火，这可以成为开启体育商业化的契机，但刚刚上任的布伦戴奇却从始至终为奥运会的业余性做顽强斗争，他认为真正的奥林匹克冠军应当是“纯粹业余”的，如果体育失去了业余性，它就不是体育而是商业活动了。

1971年国际奥委会包括基拉宁在内的三位副主席与各单项体育联合会一同讨论，最终将运动员比赛资格的规定做出修改：允许运动员按照规则的规定在准备正式比赛期间接受比赛中赢得的奖金。1972年基拉宁当选奥委会主席，与前任布伦戴奇相比这位爱尔兰人思想更加开放灵活，19世纪形成的业余原则开始摇动，但基拉宁的改革进程和速度是缓慢的，直到一个人出现奥运会才真正意义上开始向职业化转变，这个人就是萨马兰奇。也许顾拜旦的初衷是美好的，但非职业化原则的制定有时代的局限性，当时代在改变，顾拜旦和布伦戴奇等人的“纯粹理想”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冲撞。

奥运向职业妥协才走向世界

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内外风雨飘摇，1976年蒙特利尔因举办奥运会而债台高筑，那个时候奥运会主办权是一个烫手的山芋。1980年萨马兰奇开始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当时的奥林匹克危机四伏，奥委会资金仅20万美金，甚至很多人都认为莫斯科将会成为最后一届奥运会。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境，根源在于奥运会“业余原则”从一开始就把“商业体育”的大门紧紧关闭，当时代的脚步顺流而下，奥委会却依然在逆流而上。

其实布伦戴奇在任期间，萨马兰奇就指出体育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说可以成为目标，这引起了布伦戴奇的不满，萨马兰奇争锋相对道：“奥林匹克运动必须向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运动员开放，即他们在自己的国际体育组织允许的范围内赚钱。”而在成为奥委会主席后萨马兰奇顺应历史潮流而下，放开手脚大胆向职业化靠拢，1981年修改了《奥林匹克宪章》的有关条文，去掉了“业余”一词，并且委托各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制定自己的条款准则，由该协会确认参赛选手是否符合业余原则。而网球成为改革中最先受益的运动，萨马兰奇表示：“1984年开始，我们在奥运会的网球比赛中首次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这很大提升了奥运会的观赏性和竞技性，1988年当格拉芙和阿加西在奥运会获得奥运金牌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废除参赛者业余身份的限制，不仅仅是使得奥运会具有观赏性和竞技性，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为奥运商业化彻底扫清了障碍。到了1992年，国际奥委会已拥资产125亿美元，1993-1996年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从商业开发中获得23-25亿美元的总收入，如果还坚守着当初的业余原则，这些数字犹如天方夜谭。


1990年11月，萨马兰奇再次主持修改《奥林匹克宪章》，业余原则完全从《奥林匹克宪章》中消失了。但这没有改变变奥林匹克运动的性质，奥运会依然不会获奖者有任何物质奖励，反而为奥运会被更多体育巨星接受创造了条件，1992年美国篮球“梦之队”在巴塞罗那的梦幻表现震撼了整个世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职业自行车运动员首次现身赛场，而国际足联也开始派23岁以下职业球员参加，同时还有3名23岁以上的球员。到了今天，奥运会绝大多数项目都已经与职业比赛对接，也正是从最初的孤傲到后来向职业妥协，奥运会才能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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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体育比奥运更能衡量体育强国水平

奥运会的最大功能

拒绝和排斥职业化一向是奥运精神的组成部分，在最早的《奥林匹克宪章》上就明确写有“不接受职业选手参与”的条例。时过境迁，随着全球化和商业世界的日益发展，奥运会的整体影响力逐渐为职业体育所遮蔽，但它仍然有着无可取代的功能，即让职业化弱势项目即便在缺乏商业价值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一个最高的舞台、维系下去的资金以及精神动力。

一方面，像田径游泳乃至体操等项目，虽有黄金联赛等职业化赛事，但由于项目特点的先天局限性，这些项目的商业化须通过奥运会方能实现。刘翔在雅典奥运夺金之后一夜成为广告巨星，菲尔普斯是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8金后之后才获得纷至沓来的赞助合同大单，博尔特如今折合赛道上每秒3万美元的天价出场费，亦来自他在北京奥运上史无前例的三块打破世界纪录的金牌。正是通过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和由此带来的品牌影响力和商业收入，这些职业化弱势项目的运动员才能够获得一流的教练和理疗团队，获得一个安心训练的环境。

之所以存在这样一种变相的职业化过程，原因在于这些项目通过奥运会能够实现其他项目难以启及的特定功能。例如田径和游泳项目天然地符合“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的定义，博尔特和菲尔普斯们对人类极限的挑战和突破，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才具有更特出的意义。另一方面，很多项目正因其职业化程度较弱，使得奥运会成为最高的竞技舞台。

而且，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项目在奥运会上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不但推动了田径游泳这些奥运大项，也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将发展职业化弱势项目视为捷径，以计划经济的方式对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等非职业化运动进行举国体制改造，以高效率的锦标主义和金牌战略，达到唤起国民国家荣誉感、塑造国家形象的目的。

职业体育全面胜于奥运会

对于很多高度职业化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和网球，别说世锦赛，甚至单项赛的吸引力都不是奥运会所能企及的。在这些项目中，高水平运动员选择放弃奥运会的情况不胜枚举，职业体育的整体竞技水平也因此凌驾于奥运会之上。这是历史、商业和项目特点等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1980年代之前，《奥林匹克宪章》将“不允许职业选手参与”列入基本条例。在更纯粹地发扬“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的同时，拒绝职业化也让奥运会成为一项业余性质的体育赛事，它的长期以来的低水平不但束缚了人们的观赛热情，而且也影响了运动员参与的积极性，对“业余”的恪守也因此成为阻碍奥运会发展的挡路石。

等到国际奥委会意识到这一点，并于1980年代修改《奥林匹克宪章》，削减对职业选手的限制时，国际体坛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剧变，世界杯巩固了足球世界第一运动的位置，欧洲足球联赛也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网球大满贯赛事和NBA业已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尤其是，这些运动的职业化与电视转播技术和商业全球化的发展同步进行，互相推动。

职业化赛事的品牌价值和日渐明显的明星效应，使奥运会对运动员的吸引力减小。对于很多高水平运动员而言，通过奥运会所能获得的积分、奖金乃至对球员自身商业开发和竞技地位提升的作用，都要远远小于职业体育。2008年刚刚为凯尔特人夺得NBA总冠军的加内特和皮尔斯就放弃了北京奥运会，罗迪克、费什、萨芬、莫亚等一干网球明星则为了备战美国网球公开赛宣布退出北京奥运会——美网一年一次，奥运会四年一次，但是在更诱人的商业力量和更高的竞技水平的双重作用之下，要作出像罗迪克那样的选择，并不需要太多的纠结与勇气。

职业体育的国际地位高于奥运会


在主流运动的职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赞助商和职业赛事联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已经凌驾于国际奥委会之上。巴萨和曼联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可以“奥运会并非国际足联规定比赛日”为由拒绝球员参加奥运会预选赛，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为了照顾美国观众的作息时间可以将菲尔普斯的奥运比赛放在北京时间的上午。

小到比赛时间的调整，大到运动员的参赛与否，职业化赛事对奥运会的优势不仅限于诸多项目的竞技水平，还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掌控力上。甚至连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时间，都是在环法自行车赛、美国几大职业联赛和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程中辗转腾挪和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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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国体制扭曲纯粹奥运

职业体育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职业体育的发展和商业的力量密不可分，而商业的介入则源自对民众喜好的敏锐嗅觉，换言之，职业体育很大程度上是受众和市场的自然选择，一如职业化时间最早、程度最高的足球、篮球、网球等运动，无不是观赏性、对抗性和公平性俱佳的运动，它们的流行体现的是民众的喜好，所谓民心；运动员以体育为职业，通过艰苦训练提升自己的技艺，通过取得竞技成就获取报酬，体现的是社会“劳有所得”的正常价值取向，亦无可厚非。

相比职业体育的商业化和较低的准入门槛，举国体制重点经营的项目，则更像是一种工业，甚至是重工业。举重、射击、跳水乃至体操这些项目，有些乏人问津观众寥寥，有些准入条件门槛较高。职业体育虽然看似背离了顾拜旦的业余主义，实则它所推动流行的运动都很适合在民间展开；举国体制名曰“举国”，却只有举全国之力的投入，普通民众却难以参与。

包括前苏联、前东德、罗马尼亚乃至中国在内诸国，通过举国体制，靠国家的大量投入，以计划经济方式经营体育，在短时间内确实达到了金牌数量和奖牌榜位置飙升、提升国民自豪感、塑造大国形象的效果，只有美国在具有商业潜力可挖的田径和游泳项目上尚能与之匹敌。

目的决定手段。举国体制见效快，但是这样的指令性的通过政策杠杆驱动、打着“国家利益”旗号和由极少数人参与的体育模式，比起职业体育却少了一点群众基础和市场的活力。前苏、东德和罗马尼亚的传统优势项目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迅速衰落乃至土崩瓦解，一旦相关的举国体制政策消失，当初那些奥运赛场上风光无限的运动员也成无根之萍一并随之“消失”——NBA如果停摆，美国人还会继续打篮球，四大联赛罢赛，街头足球还是会在欧洲的大街小巷踢得火热，这就是职业体育和举国体制之间的差异。

举国体制扭曲纯粹奥运

顾拜旦在晚年对业余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发生动摇，在1936年9月回答记者提问时，他承认：“如果说要求进入运动场的运动员是绝对的业余主义，那我第一个承认是不可能。在运动员的誓词中我只要求一件事：体育的公正竞赛。”

从奥运比赛的层面而言，职业体育和举国体制都对“公正”产生了较大影响。职业体育和它背后的商业力量，使得《奥林匹克宪章》中逐渐删减了对职业选手参加奥运会的限制条例，一方面使得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员涌入奥运会、提升了比赛的质量，同时在客观上也使得更多的业余球员丧失了获胜的机会。而前苏等社会主义国家所推行的举国体制和专业训练，则在一批相对冷门的职业体育不会染指的非商业化运动中制造了一大批专业运动员，同样使得其他国家那些回家还要自行谋生的业余运动员毫无胜机。

但是，职业体育在奥运会上的“不公正”，其实是更大的公正的一部分，职业体育将很多项目真正变成了一项大众运动项目，而非奥林匹克或上流社会的专属爱好，而且商业本身遵循的是相对最为公平的自由市场经济，它的选择也较为符合最普遍的公众利益。


相比之下，举国体制的“不公正”则相对更多地从场上延续到了场下，它以最大化的资源实现的却是一小群人的成绩和更少数人的利益。如果说在举国体制的前期和中期，普罗大众还可以从锦标和金牌中获得自豪感的话，那么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个体意识的日趋强烈，这种大而无当的振奋会逐渐被身为旁观者、难以参与其中的失落感所逐渐取代。

公正的意思是重在参与的精神，公正的意思是资源合理的配置，公正的意思是，当你不想看比赛的时候，你可以轻松地找到同伴、对手、时间和场地，亲自打一场，不需要考虑结果的比赛。（撰稿：麦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