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单飞的利与弊

港陌

法网夺冠，李娜已经成为亚洲女子网球的一姐，但对于她的讨论，更多还是集中在她“单飞”的身份上。“单飞”的李娜获得的成功，引发了更多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探讨。李娜的团队每周开销超过5万元人民币，这笔钱要用来聘请合格的教练、医生、体能师，还要满足她全球参赛的旅行开支。要单靠比赛奖金承担如此开销，唯有世界排名前50位的球员才能做到。看起来，“单飞”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我们是否也具备让更有本事的运动员“单飞”的土壤呢？

　靠比赛奖金自给自足并不容易

孙嘉晖：从闯进法网4强开始，娜姐的奖金就开始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4强的奖金为30万欧元，打进决赛，奖金就能翻番达到60万欧元，获得冠军更是达到惊人的120万欧元(约合1138万人民币)。这笔巨额奖金该如何分配？对此，连美国媒体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甚至准确地知道：“单飞”前，李娜要上交65%的奖金收入，现在则是12%。

网球的“单飞”新政始于2009年，即国家不再负担运动员征战职业比赛的各项费用，同时运动员奖金收入的上交比例也大为降低。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运动员的积极性。

黄越滔： 除了足球、篮球等职业化发展较为成熟的项目，像游泳、田径等项目，大部分运动员的收入不高。一些成绩相对普通的运动员，他们的收入主要就是专业队的工资和奖金，这其中还分了很多等级，等级则与运动成绩挂钩。据我了解，类似游泳、田径这些还属于专业队管理制度下的项目，能进入全国前8名的运动员，月均收入大概5000元，加上比赛奖金，全年总收入也不会超过8万。当然，如果拿到全国前3名，或者在国际赛事上有所斩获，他们的收入也会相应递增。

近年来，一些非职业化运动队开始尝试商业化操作，比如寻找赞助商，这种做法或多或少也能让运动员受益——至少可以享受来自赞助商的奖金。

张健强：李娜自己也说过，最舒服的方式就是待在国家队，一切都有人为你安排好，衣食无忧，只不过比赛奖金自然拿得少。我认为，她想单飞，自然是有更高的追求，因此她需要适合自己的训练师，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训练和比赛日程。

想要这样的条件，自然就需要付出更多。实际上，欧美大部分的体育项目，特别是职业化很成熟的项目，运动员都是自己培养自己的。

孙嘉晖：“单飞”新政的出台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金花有着不错的表现，李娜闯进女单4强，而郑洁/晏紫获得女双铜牌。一方面，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同时有“单飞”的诉求；另一方面，网球管理中心也尝试着与国际接轨，让中国选手真正实现职业化。

即便如此，当时仍然只有李娜、郑洁、晏紫和彭帅4人选择了“单飞”，其他运动员都对沉重的经济压力望而却步，不愿选择“自负盈亏”。上述4人全年征战WTA巡回赛，一年下来的开销接近人民币500万元，基本上就等于全年奖金的数额。她们真正的个人所得来源于商业赞助和代言费。

据了解，女子网球选手只有跻身世界前100名，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像张帅、韩馨蕴、鲁晶晶等几位小花，目前还是依靠国家资助参加国际赛事，奖金寥寥，没有好成绩，商业价值也不高，基本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单飞”风险太高。

　奖金上交该交给谁？

黄越滔：奖金收入的上交比例，各个项目之间是有区别的，我在专业运动队时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当运动员时属部队管理，随着国家开始实行双计分制度，部队的运动员开始得到更多比赛机会——例如各地的省运会、市运会以及4年一届的城市运动会。参加完这些比赛后，运动员和队伍各得50%的奖金，比如一枚广东省运动会的金牌奖金为10000元，我最终只能拿到5000元。教练告诉我们，我们是部队培养的人才，参加地方比赛的奖金当然也要由部队统一分配。

孙嘉晖：事实上，外国运动员出战职业赛事，基本上都是以个人身份，而非代表某个协会或者组织，所以他们并不存在向谁上交奖金的问题。

但中国运动员的培训系统比较特殊，目前大多数项目还是由国家出资培训、出战国际赛事。从这个角度讲，上交部分奖金也算是一种“反哺”，即对这项运动的发展和年轻选手的培训给予资金支持，无可厚非。

张健强：当初姚明前往NBA时，也有传闻说他需要上交收入的一部分，但后来这件事情大家都绝口不提，我相信姚明也不会把钱给篮管中心。

姚明是体制内培养起来的运动员，但负责培养他的也是基层的系统，比如体校、地方体育局，要求姚明把钱交给篮协，就说不通了。名义上，国家体育协会是代表这项运动，但这不等于对金钱和运动员都拥有所有权。要交的话，也得交给真正培养运动员的单位，这样才能让基层的培训体系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事实上，全国性的体育协会跟运动员分奖金，“摘果子”的成分更大，因为运动员如果达不到一定水平，根本不能进国家队。国家队需要这样的运动员，却堂而皇之说“培养”，有点“越位”了。

黄越滔： 我的青春岁月就是在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管理下度过的，总的来说，我应该属于举国体制的受益者，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这种模式是错误的。但我也认为这种管理模式存在很多弊端，需要完善和改变。

我们是国家培养的人才，从进入运动队开始，家长就不需要为我们的训练费、伙食费操心，几乎所有因为训练产生的花销都由国家负担，这也算是一种福利。所以，我几乎从没有听到身边那些要和队伍分享奖金的运动员有什么抱怨。只要分配的制度是合理的，在大家都能接受的范围内，我想运动员是会乐意接受的。

　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单飞”

孙嘉晖：法网结束后，李娜表达了自己对举国体制与“单飞”的看法，她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单飞”，也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如此改革。

举国体制的成功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包括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后，在个别项目上又重新回到了举国体制的老路上。这也说明，一些运动项目由于存在参与度低、观赏性不强、风险大、造星难等天然劣势，很难实现职业化和商业化，没有国家扶持，生存尚难，谈何发展？

以中国的铁人三项运动为例，目前国内从事这项运动的人不过百人，没有文化沉淀，国际战绩平平，没有商业赞助，未来发展无门；但这是一个奥运项目，在中国有存在的必要，国家扶持是其存在下去的唯一途径。

张健强：我想举国体制应该有更广泛的定义——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国家的一分子，如果他们自己投入培养自己，然后投身于这项运动，这也是一个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举国”。


我认为，各单项协会不但不该收这些运动员的钱，反而应该在某些时候资助他们，把职业体育更好地融入社会中去。长期集中训练，出成绩的只有一两个，更多人默默无闻，这是对人才和金钱的浪费，不是当今体育应该提倡的方式。

黄越滔： 在李娜获得法网冠军后，我有很多感触，所以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在挣脱体制束缚后，我竟然无法清楚地解释什么叫‘举国体制’。我甚至坚信，很多体育圈的年轻人和我有同样的经历。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悲哀。体制之下，大多数运动员不懂得选择，更不懂反抗。”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虽然我的梦想都依靠举国体制的帮助得以实现，但并不能掩盖其中的弊端。不论今后的改革从何处下手，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让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更多的沟通，制定出来的政策要让被管理者信服，才可能达到双赢。 (本文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